深圳宝安革命故事「那些人那些事总结」

今天带来深圳宝安革命故事「那些人那些事总结」，关于深圳宝安革命故事「那些人那些事总结」很多人还不知道，现在让我们一起来看看吧！

在百年的历史长河中，总有许多人、许多事，令人难以忘却。

近两年来，宝安区委党校不断深化宝安党史研究，立项宝安“一大”党史课题，推动出版《黄学增评传》，成功举办“黄学增与中国革命”学术研讨会，深入挖掘宝安各项史料，进一步还原了黄学增的革命生涯和宝安的光辉革命历史，为深化深圳党史研究拓宽了思路，擦亮了宝安的红色文化品牌。

宝安党史党性教育馆开馆，又一次系统、完整、生动地重现了深圳、宝安的百年革命史。正是有了这些人，这些事，才有了今日不断腾飞的深圳、宝安，才有了今日愈加幸福的美好生活。

走进宝安党史党性教育馆，一眼就能看到悬于墙上的一段令人震撼的话：“人当竞争时代，断不可无竞争心。无竞争之心不能立于竞争世界，学问以竞争而精，实业以竞争而兴，国家以竞争而文明……”

大多数人很难想像，这段看来如此具有“时代感”的话居然出自上世纪二十年代、一位20余岁的年轻人之口，他就是深圳地区党组织创始人黄学增。

黄学增，1900年出生，广东省遂溪县人，是第一期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学员、1922年广东32名中共党员中的一员，和彭湃、阮啸仙、周其鉴并称广东四大农民运动领袖。

黄学增（1900-1929）

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后广东党支部、广东区委相继成立。1924年7月，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创立，黄学增是第一期学员。1924年秋，广州农讲所第一、二期学员黄学增、龙乃武、何友逖在茅洲河一带发展了深圳历史上第一批共产党员，共7名同志。1925年7月，中共宝安县支部成立，由黄学增任支部书记，隶属广东区委领导。

可以说，深圳地区的革命火种就是黄学增播下的。

中共宝安县第一次党员代表大会旧址：燕川素白陈公祠

黄学增出身贫困，但不忘奋发图强。1920年，他考上广东省立甲种工业学校(华南理工大学前身)，1921年就读广东省立宣讲员养成所，后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广东早期32名党员之一。黄学增勇挑重担、不怕牺牲，哪里党组织最需要他，哪里最危险，他就到哪里去。大革命时期，有一次从吴川到高州路上不慎被民团抓走，脱险后有人劝他到外地避险，黄学增铿锵有力地说：“革命即使危险，不过为着党和农民的利益，不得不去，而且一个真正的革命党人时时是准备牺牲的，故大胆地绝不畏怯！”

黄学增还有着深厚的理论素养、出色的组织领导能力和果敢的行动力。大革命初期，他深入宝安县沙井、松岗一带，以浅显的语言向农民群众宣传革命思想，组织了早期农民协会和农民自卫军。在其领导下，省港大罢工运动在宝安县深入开展，宝安工农武装发动了2次工农武装暴动，革命态势不断高涨。

1929年，黄学增在海口英勇就义，时年29岁。

在深圳龙华区龙华街道的白石龙村，有一处见证了一段重要历史的文物遗址——中国文化名人大营救纪念馆。

1941年，香港沦陷，日军封锁香港至九龙的交通线，对抗日爱国人士进行大搜捕。形势危急之下，由中共中央部署的省港大营救迅速秘密展开。中共宝安县党组织和广东人民抗日游击队主要负责被营救的文化名人的接待和护送。大营救历时半年，不伤一兵一卒的情况下成功营救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何香凝、柳亚子、茅盾、邹韬奋、胡绳、夏衍、乔冠华、戈宝权、于毅夫等800余人。著名作家茅盾称这是“抗战以来（简直可说是有史以来）最伟大的抢救工作”。同时，还有100多名国际友人也在党和游击队的帮助下脱离险境，在国内外产生了巨大影响。

省港大营救的文化名人和爱国民主人士

说到省港大营救，就不能不提华南抗日战场的华侨将军曾生。

曾生将军出生在深圳，战斗在深圳，历任东江纵队司令员、两广纵队司令员、南海舰队副司令员、广州市委第三书记、交通部部长，并一手推动了深圳这片热土最初的改革发展。

曾生（1910—1995）

关于曾生将军，有两个故事广为流传。

第一个故事是在监狱里结识“共产党”。曾生是澳大利亚华侨。1923年，少年的曾生随父亲去悉尼半工半读，在悉尼的商业学院毕业后，考虑到商业不能救中国，便放弃商业回国。1929年9月，曾生考入中山大学附中，在黄明堂办的学旅寄宿，被误抓送进监狱。在监狱的墙上，曾生看到许多共产党人写的革命标语、口号和诗词，对共产党产生了好感和信仰。出狱后，曾生积极向党组织靠拢，后于1936年入党。

1938年12月2日，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成立，曾生任队长。

第二个故事是卖光田地支援抗日。1938年10月12日，日军在大亚湾登陆，中央决定派人到东江敌后建立根据地。当时廖承志是八路军驻香港办事处的负责人，他就把曾生和另一个同志吴有恒叫去开会。当时两个人都争着去，后来曾生说：“东江是我老家，让我去！”党组织最后决定派曾生带60多人分批回乡，在坪山成立惠宝人民抗日游击总队，开辟敌后战场，曾生说服母亲卖光田地支援抗日。

一代儒将黄远将军是广东省宝安县灶下村（现为深圳市宝安区新安街道宝民社区上合灶下村）人。1911年12月16日，黄远出生于一个灶下村黄姓家族。该黄氏家族与上合黄氏同宗共祖，是“南粤孝子”黄舒后人。黄远在灶下村度过童年时光，无拘无束的乡村生活启迪了黄远渴望自由的天性，家门口的大海培养了他宽广、豪放的胸怀，成为黄远走上革命道路的启蒙。后来黄远无论走到哪里，从事什么工作，他总会说自己是从宝安灶下村走出来的。

黄远（1911—1992）

黄远13岁跟随做生意的父亲到山东威海上学。因母亲是日本人，黄远自小就生活在一个双语环境家庭，精通日语。又因父亲多与英国人往来，黄远也耳濡目染练就一口纯正英语。他酷爱文学，尤其是那些苏联十月革命时期俄国作家的文学作品，进一步激发了黄远内心对革命的向往。

1932年，黄远考入上海复旦大学外国文学系（法语专业）。抗战爆发后，黄远毅然投笔从戎，参加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队伍中。

1949年10月19日，宝安群众在深圳墟欢迎入城解放军。

抗日战争时期，黄远历任第十八集团军野政民运部干事、科长，八路军野政宣传部宣传科长，山东军区政治部敌工部副部长。建国后，黄远任解放军总政治部宣传部副部长，兼任敌工部副部长，对开展部队文化教育和政治理论教育工作作出了贡献。他还远赴朝鲜参加板门店谈判，并于20世纪60年代期间承担起发展国防科技工作的重任，推动了中国军事无线电电子工业发展。

庆祝宝安县人民解放大会。

黄远将军通晓英语、日语、法语和俄语四门外语，酷爱阅读，喜欢写诗，知识渊博。虽然自小离粤，在山东威海刘公岛长大，说话时一口胶东口音，不会说粤语，但是他一辈子都喜欢听粤剧，因为在他心里，那是家乡的声音。无论走到哪里，他总会说自己是广东宝安灶下村人。

“当年的宝安人，怎么想也想象不到深圳会变成今天这么繁华；新来的深圳人，怎么想也想象不到当年宝安县的旧面貌。”在2020年10月的一次访谈中，89岁的方苞谈起深圳40年来的沧桑巨变感慨良多。

1991年，方苞与大学生在楼村荔枝园参观。

1979年，宝安县改设为深圳市，时任宝安县委书记的方苞，转任深圳市委副书记，是深圳经济特区建立的元老之一。1984年，他又赴珠海，担任市委书记，任职3年。

方苞回忆，深圳市之前叫宝安县，是以种植水稻为主的农业边境县。1966年至1978年，全县农民集体分配所得年均增长2%，而当时英国管辖的新界农民收入每年增长两位数，群众性偷渡外流屡禁不止，愈演愈烈。历届领导班子费了九牛二虎的力气，仍未能解决好。

76年，方苞到龙岗南联大队蹲点调研。

1980年8月，党和国家批准在深圳设置经济特区，广大干部群众通过实践深刻感到中央决策正确，强国富民，看到了发展的重大机遇和希望，欢天喜地，热烈拥护，全身心投入改革开放中去。

在特区建设、城乡经济快速发展的同时，不可避免地出现了一些走私、贪腐现象。全国各地来深圳参观的人，在普遍称赞特区快速发展的同时，也有一些非议。面对这些非议，绝大多数深圳干部没有花时间去驳斥，而是全心全意投入到工作中，力求把工作做得更好，用结果去回答。

1978年8月，第一家“三来一补”企业上屋电业（深圳）有限公司（前身为香港怡高有限公司）创办者与村民合影

1981年8月15日，深圳市委开三级干部大会宣布，经上级批准，恢复宝安县建制，让方苞再次兼任书记，并计划新建宝安县城。大会上，方苞用一段发自肺腑的话表达了他发展宝安的决心：“我两次担任宝安县委书记，都未能使宝安脱贫致富，现在中央确定改革开放政策，为宝安致富提供了有利条件。我决心和宝安人民共同奋斗，使宝安尽快富起来。宝安一天富不起来，希望组织让我继续留在宝安工作，其间如果去世了，请把我的骨灰埋在楼村和东方村的荔枝树下，为宝安致富尽最后一点力。”

如今，40年过去了，宝安早已走向富裕，方苞当年立下的豪情壮志，也在岁月荏苒中一步步成为了现实。

【记者】崔洁

【通讯员】刘敏 李婕

【作者】 崔洁

【来源】 南方报业传媒集团南方 客户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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