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俊杰：全球疫情应对中可以得到哪些启示？(图)

张俊杰，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杜克大学尼古拉斯环境学院副教授，英文国际期刊《中国经济评论》联合主编，副主任中国环境科学学会环境经济学分会理事。曾任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全球政策与战略学院副教授。研究方向为环境经济学，擅长分析空气污染、能源转型、气候变化等政策中的实证问题。

COVID-19 在世界范围内的传播对全球社会和经济产生了巨大影响。美国出台的安全经济燃油效率（SAFE）新规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可能产生哪些影响？经济增长放缓对全球环境治理意味着什么？面对挑战，中国企业和地方政府该如何应对？从全球疫情应对中可以吸取哪些经验教训？记者采访了昆山杜克大学环境研究中心主任张俊杰。

疫情导致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也是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巨大挑战，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倒退。

中国环境报：最近我们关注到这样一个消息。3 月 31 日，美国国家公路交通安全管理局和美国环境保护署宣布，新的安全经济燃油效率 (SAFE) 规则将取代之前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 (CAFE) 规则。这相当于削弱奥巴马时代的燃油经济性。美国在这样的时间点公布这项新规，是否与疫情有关？

张俊杰：我觉得跟这个有很大关系。在全球都在努力应对疫情蔓延之际，美国宣布这项新规，部分原因是特朗普政府的放松管制政策仍在继续；通过牺牲环境来提振经济，我认为这是一个非常糟糕的开端。

事实上，我们也可以从这个事件中看出，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保护是正相关的。一方面，生态环境的管理和维护需要大量的经济投资，经济增长放缓，投资也会减少。另一方面，当经济发展良好时，人们对生态环境的要求也会更高。由此看来，疫情导致的全球经济增长放缓，也是对全球环境治理的巨大挑战，甚至可能导致生态环境质量出现倒退。

中国环境报：您认为美国出台的安全经济燃油效率（SAFE）新规可能对全球生态环境治理产生怎样的影响？

张俊杰：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的不良示范。此前的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CAFE）规则是美国控制空气污染、应对气候变化、节约能源的一项非常重要的政策。在本次发布的管理条例中面对环境危机你有哪些建议，新生产轻型车燃油经济性年改进率由5%放宽至1.5%，条例名称也由“温室气体和燃油经济性联合控制标准》成为《更安全、更经济的车辆能效法规》。

美国气候变化政策有两大支柱，一项针对燃煤电厂和其他固定来源排放的清洁能源计划，以及一项企业平均燃油经济性标准。这两项现在都被取消了，进一步印证了特朗普政府上台以来，美国在气候变化问题上的立场出现倒退，这将对全球应对气候变化产生一系列负面、长期、实质性的影响。气候变化。

二是对汽车制造企业绿色发展的不利影响。我们可以看到，全球汽车制造商目前正面临着一个不利的时刻。全球油价再创新低，对电动汽车市场造成严重打击。现在美国已经降低了燃油经济性标准，传统汽车行业没有进一步发展的动力。能源效率和电气化方面的技术创新是一个糟糕的风向标。

高端医药产业是我国许多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对我国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具有重要意义。我们已经走上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一定要注意不要重蹈过去发展低端产业的老路。.

中国环境报：疫情对全球环境治理带来挑战，中国地方政府和企业可以采取哪些措施应对？你有什么建议？

张俊杰：第一，我认为必须坚持发展节能环保产业的方向。几乎在美国出台外管局新规的同时，中国决定将新能源汽车补贴政策延长两年，以促进汽车消费。这既是一项产业政策，也是一项重要的环境政策，有利于应对气候变化，也是对我国节能环保产业发展的积极引导。

二是积极应对疫情影响下全球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机遇和挑战。疫情过后，世界各国都会反省。其实欧美发达国家也有一些讨论。他们发现，很多与疫情相关的行业都位于中国。比如原料药、生物制药行业、医疗防护用品制造行业、医疗器械制造等。疫情过后，其他国家可能会以国家安全的名义重新布局相关产业，我们该如何应对？这些高端医药产业是我国许多地区产业转型升级的方向，对我国意义重大' 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我们已经走上了经济高质量发展的道路，一定要提防回到过去发展低端产业的人。老路。除了应对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挑战，还要抓住机遇。比如，通过这次疫情，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反应能力和能力。下一步是不断提升中国制造水平，与世界接轨。除了应对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挑战，还要抓住机遇。比如，通过这次疫情，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反应能力和能力。下一步是不断提升中国制造水平，与世界接轨。除了应对产业链调整带来的挑战，还要抓住机遇。比如，通过这次疫情，世界看到了中国制造的反应能力和能力。下一步是不断提升中国制造水平，与世界接轨。

三是建议坚持实施经济友好型环境监管措施。世界各国在应对疫情时都在做选择和取舍。什么水平的经济和社会控制是值得的？哪些措施对经济的影响最小？事实上，生态环境治理也是如此。如何统筹推进经济高质量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高水平？我认为是坚持法治和市场化。在法治方面，近年来，国家层面的生态环境法律体系逐渐成熟，部分法律的修改也增强了针对性和可操作性，对严厉打击环境违法行为、维护人民群众环境权益发挥了巨大作用。下一步是不断完善环境治理市场体系，引入更多市场化手段，赋予企业更大的灵活性。现行的环境税和排污许可制度，实际上是市场化管理的前提条件，必须统一使用。

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相信世界各国都会更多思考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全球如何共同应对，如何有效理性应对。全球环境治理会有所帮助。

中国环境报：应对全球疫情对未来全球环境治理有何启示？

张俊杰：我认为启示是双重的。一是更加注重思考如何有效应对危机。疫情给每个国家带来了非常惨痛的教训。疫情过后，无论是中国还是世界各国，都必将反思和总结应对危机的体制机制建设。在一定程度上，气候变化问题与疫情防控非常相似。当面临未知风险时，世界各国普遍有这样的行为：很难让每个人都相信危机不是轮到你的。它是否认、拒绝和轻描淡写。随着事实的波涛汹涌，他们逐渐开始恐慌。气候变化问题也是全人类共同面临的危机。相信世界各国都会更多思考气候变化可能带来的各种风险，全球如何共同应对面对环境危机你有哪些建议，如何有效理性应对。全球环境治理会有所帮助。

另一个启示是，世界各国应该重新思考防控的关系。1月底中国疫情爆发已经这么久了，国外怎么会出现这么糟糕的情况？很大一部分原因是国外没有提前预防，错过了防控的关键时刻，导致现在应对的成本更大。生态环境保护也是如此，预防成本远低于治理成本。当我们解决了历史遗留问题，环境污染问题基本得到治理的时候，我们要更加注重预防，包括新污染物的预防和新的生态环境问题的预防。病毒可以治愈，